《国土安全》主演克莱尔·丹妮斯和曼迪·帕廷金接受电影网记者采访,分享一路护送该剧走到第八季,也是最终季的感受。
电影网讯 很难相信,在2011年播出第一季,获得了金球奖和艾美奖的《国土安全》,如今就要完结了。2016年,Showtime宣布再续订两季的时候,该剧的执行制片人就开始以第八季作为最终季(第八季于2月9日开播),去架构人物弧线【影视大全】

这部谍战惊悚剧集由霍华德·高登和艾里克斯·甘萨担任编剧,改编自以色列电视剧《战俘》,故事聚焦在卡莉.马西森(克莱尔·丹妮斯 饰)身上,她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患有双向障碍。
她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危险的,且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秘密行动当中,最终她回归了普通百姓的生活——跟她那位严苛的上司索尔·贝伦森(曼迪·帕廷金 饰)一起。
克莱尔·丹妮斯
最近在洛杉矶,电影网记者有机会采访到了丹妮斯和帕廷金两位,听他们介绍了这部剧的最终季,以及与对方合作的感受,还有一直以来他们的收获等等。采访的精华内容如下:
Mtime:看《国土安全》最终季的前四集时,我觉得卡莉比前两季看起来冷静了许多。她似乎接受了有效的治疗,状态更稳定了。你也有这种感觉吗?还是说这一季后面会有什么惊喜要带给观众? 克莱尔·丹妮斯:是的,我觉得她可能稳定下来了。她接受了正确的治疗,但我认为她过早地停止了恢复期,然后她几乎是立刻就发现了或者说是见到了叶甫根尼·格罗莫夫(她曾被他抓过),这太容易让她不稳定了。我觉得那次相遇和对抗让她肾上腺素飙升,使得她想要重新成为特工,并且掌握控制权。
如果她能抵抗得了他,那我觉得还有一战的希望。所以我认为,她表面上在故作镇定伪装自己,但同时内里还有一个垮掉的自己,以及(藏不住的)脆弱。这是一场为了她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战斗,我觉得这一季她进入了一种女战士的状态。
Mtime:关于这一点,卡莉的头脑既是她最锋利的武器,也是她最大的敌人——她发现自己很难再相信自己的记忆了。在扮演卡莉的这八年里,你对自己的头脑有什么了解吗? 克莱尔·丹妮斯:哦,天呐。没有,真的。在过去这一季中的表演很有意思。她说的话一直不太可靠,这回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自己的头脑真的太可怕了。嗯,我只是有点吃惊,这个状态还挺难演的。《国土安全》里没有任何事是随随便便的,我们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进去了,几乎是细胞级的投入。(大笑)
我要说,我被大家的,也包括我自己的耐力惊到了,真的。我觉得头脑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认为头脑的可塑性、我们的感知能力,以及我们如何汲取经验,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东西。而卡莉的情况总是在变化,这很吓人的,真的。
Mtime:《国土安全》一直与现实中的政治有着紧密关联,但现在,相较于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事而言,剧中的情况似乎有些乐观了,与实际不符。你们在诸多方面都在以高成本的方式追求着和平——不论是个人还是政治层面。这部剧是有意要给大家留下一个带有希望意味的结局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对你来说重要吗?
曼迪·帕廷金
曼迪·帕廷金: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是我八年间唯一跟艾里克斯·甘萨,我们的总编剧争取过的东西——我们不要做一部反应我们所生活的现实的,让人坐立不安的惊悚剧,而是要把每个故事的结尾都做得充满希望,乐观积极,这样我们看完之后才能有一种积极的感受,觉得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这里不只有黑暗,不是充满仇恨、粗鄙、恐怖和惧怕的,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被“他者化”。
拍摄《国土安全》开启了我与国际救援会的缘分,这个组织是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起的,他说过,“为他人而活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人生。”我就是在那认识法拉·诺里的,一个十岁的阿富汗男孩,他曾经在半夜里跟着家人一起翻越山峰。他说他唯一怕的人就是警察。
我采访过他,就像你采访我这样。我问,“法拉,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会有很多人能看见你与我之间的这场对话,那么关于作为难民的经历,以及你和你的家人因为世界上的争端而付出的代价,你想让人们知道些什么呢?”他说,“善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善良一点,不是只对我善良,而是对每一个地方的难民都善良点,因为他们需要大家的善意。”
我觉得这恰恰是索尔对人类的期望。他有两种强烈的不分上下的特质,他知道该如何去聆听,也会照顾他的学生,他认为她将来可以继承自己对世界和平的追求。但他又是一个无情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广阔,更安全的地方,他可以做出极端的行为。

我有一个很亲近的,比我聪明得多的朋友,曾经我问他有没有某句话令他回味无穷,他说,“永远不要简化。”(大笑)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条很讽刺的建议,在这个时候不要过度简化。有些事是非常复杂的,人类的命运危在旦夕。这是一部电视剧,有人会说这只是个消遣,但恐怕对我来说远不止于此。
Mtime:你说远不止于此——指的是什么呢? 曼迪·帕廷金:我跟情报界的顶尖人物一起生活了八年,这个行业的人调查别人,(他们的思想)始终处在各种事情的前沿,并且率先担负起责任。他们都是爱国者,他们做的好事你从来不知道,因为都是机密,你只能听闻一些坏事。
但这些人愿意(为了工作)献出生命,当我们去中情局或者戏里的场景中有那面挂满星星的墙(代表他们失去的同僚)时,那些代表的都是世界各地信仰人类自由、正义、尊严的人的生命。
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有很多大学里的顶级教师,他们也处在情报界的顶端,他们最先告诉我,通过这部剧,他们会去告诉学生什么是错的,会告诉学生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该为哪些事负责。所以,对于他们这样的爱国主义,我产生了极大的喜爱与尊重。当我开始参与到难民工作中时,我知道在欧洲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大家对于恐怖主义以及外来人口涌入的担忧非常尖锐。

我有机会跟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些人学习关于审查程序和安全程序的硕士课程,他们明确告诉我,美国是审查的黄金标准。但这还不够,他们还可以不断改进。更重要的是,他们要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合作才能改善审查程序。
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人类的生存,我们最终都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如果我们不去保护我们当中最脆弱的那些人,那我们自己也无法生存下去。我们不应该想要过那样的生活。所以,能出演这样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电视剧,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幸——有机会替那些无法在世界上发声的人发声,对我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责任。
Mtime:克莱尔,当你刚开始拍这部剧的时候,大家对国土安全以及它的意义的认知和感受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你在其中看到了怎样的变化?你自己在拍这部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克莱尔·丹妮斯:呃,我觉得自从唐纳德·特朗普上任以来,情况有了巨大的变化,因为他对情报机关非常不信任,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仅是不同寻常,而是有些令人震惊,他与情报机关的交流远不像前几任总统那样紧密。

所以,能通过《国土安全》,以一种有利角度去观察这种变化,真的很有意思。但我认为那个组织显然也有一些问题。我的意思是,存在弱点和谬误,他们犯错的时候就被大肆宣扬,而他们的功绩却被忽视,或者他们永远没有得见天日的一天,因为这都是秘密行动,你懂吧?
Mtime:曼迪,你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演员,并且做得很成功,你经常说演戏是持续的自我发现之旅。除了你前面提到的,在做角色研究的时候遇到的人以外,这部戏还教了你什么?关于角色或者关于自我都可以。哪段日子给你留下的记忆最深刻? 曼迪·帕廷金: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出演《国土安全》的 这八年里,有一件事让我很感激自己能活到67岁,能学到这个道理。年轻的时候,作为一个演员,我的气质跟我想要的气质是不一样的。我很幸运,活得够长,可以成长。
在这八年里,我有了怎样的成长?我有向克莱尔·丹妮斯学习,刚开始拍这部剧的时候,我记得她是32岁,后来,我记不清了,大概是第三年或者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在拍一场戏,大使馆爆炸了,所有人都死了,在那场戏里,我在用希伯来语吟诵悼念祷文。那场戏是那一季12集的最后一场戏。

所有一切都在烘托那一刻,摄像机离她越来越近,所有机位都在拍她。在她身后是这间屋子的一扇玻璃平板窗。这是一场非常严肃,非常有难度,需要调动情绪的戏,作为演员,拍摄的美妙之处就在于这里,如果你做到了,这场戏就属于你,镜头拍的是你,只要你做得好,就谁都抢不走。
她在现场,表现得很好,但一辆卡车从后面经过了。她一点都没有恼怒,她态度优雅地简单说了句,“好,再来一遍。”
我们又拍了一遍,但有人手机响了。她真的态度很和善,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问了句,“大家能再确认一下各自的手机吗?”然后我们又拍了一遍。第三遍算是完成了,但不如第一遍的好。她从来没闹过情绪,也没有一点丧气的感觉,也不会对别人发火或责怪。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优雅。
终于,在六十多岁的时候,我学会了该如何为人处世。(大笑)在这样一个集体里,大家都在努力做到最好,但状况还是时有发生,那时候她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年纪,却教了我很多,每天我都能从她身上学到东西。我当时就想,“谢天谢地,让我能活到这一天。”
Mtime:克莱尔,曼迪说他在拍摄《国土安全》的八年里,学到的事情之一,也是他最感到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从你身上学会如何成为一个举止得体的演员,去体谅身边人的感受。如果让你回想当初刚刚接拍这部剧的时候,你会给自己定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一路以来,你对自己又有了哪些了解呢? 克莱尔·丹妮斯:那些目标在八季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变化。在第一季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努力弄清楚这个角色到底是怎样的人,去定义她这个人,把她这个角色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
一开始,这个任务还挺令人畏惧的,因为她太复杂了,我得去了解中情局,得去学习关于双向障碍的知识,把这两样东西放进一个人身上可不容易。但当我适应了之后,要做的就是把她推向新的方向,去探究她的不同侧面。我从来都不想太自满,也不想形成贪图方便的习惯。我希望她能保持新鲜感。
然后就是全球到处飞的挑战了。前三季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以北卡罗来纳州为主进行拍摄的,有几个月的拍摄是在以色列或者摩洛哥完成的。但第四季,我们在南非拍了半年,然后去柏林拍了半年,然后又去了摩洛哥。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然后经过这么久的拍摄,我几乎是自动地变成制片人了。
(大笑)我发现这个角色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回报,让我感到开心,并且意识到这是我的真正喜欢做的事。比起只负责我自己的角色,能从更广泛的层面影响这部剧的文化,为故事的呈现提供支持,从整体上参与叙事,这让我很有满足感,很快乐